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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自我价值感帮助了我的电影生涯

获奖大户 低自我价值感 讲述困难的故事

——纪录片制作人金姆·隆吉诺托(Kim Longinotto)

 

金姆·隆吉诺托(Kim Longinotto)在访谈中几次对我说,她“非常低的自我价值感”,还说,“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可能在过去30年的纪录片制作生涯中帮了她。

 

这不是某人要和大卫·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和诺玛·伯希(Norma Percy)等人一道,获得今晚的纪录片电影格里尔森受托人奖(Grierson Trustee Award)时会随便聊聊的那些话。 然而,隆吉诺托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用来为自己的作品集资,可谓举步维艰,注意到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即便是她最新的电影《追梦人》(Dreamcatcher),票房也差强人意。电影描写的是芝加哥的妓女和受到性虐待的未成年女孩的世界。她的纪录片花了10周拍摄,用了最少的工作人员和swift*剪辑,一共只花了20万英镑,而当她向BBC筹资拍摄《追梦人》时却被拒绝了。

 

“当时我很诚实,说会尽我最大努力。这有风险。一切都很缺乏安全感,他们[BBC专员]需要我尽最大可能一再向他们保证。”最终她从商业渠道筹得17.5万英镑,而且“几乎立刻收回了成本”──这部电影在犹他州的太阳舞电影节(Sundance Festival)上首映后,就被美国有限电视网络的《表演时间》(Showtime)栏目挑走了。现在BBC买了这部纪录片,出价比她最初的要价还高,纪录片将于119日在BBC4频道的《故事城市》(Storyville)节目中在英国首映。

 

隆吉诺托制作了20多部电影,讲的往往是励志女性的生命核心故事。她探究了在肯尼亚,女性生殖器致残的现象(《我永生难忘的那天》);在印度,女性抗议强奸犯的话题(《粉色纱丽》);还有萨尔玛(Salma)的故事──萨尔玛是印度裔穆斯林女性,她在被家人拘禁的几十年间,偷偷向外面的世界传送诗歌。但在屏幕上极少会感觉到她的存在,这和许多现代纪录片制作人不同。她使用手持摄影机,为的是和普通人离得较近,卸下他们的防御。“我要你们忘了我,这样你们和他们之间就没有阻隔,看起来像是故事片。”她这样说。“无论我到哪里,从未有过一部电影是人们不愿参与的。”

 

这个方法在《追梦人》中很明显,电影通过曾是妓女的布兰达·麦尔思-鲍威尔(Brenda Myers-Powell)的故事展开主题,后来布兰达重建了生活,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逃跑的难民(escapee)。当一位制作人提议隆吉诺托拍摄这部片子时,她想,“这是我最不想拍的电影,它会是惨淡无望的。希望在哪里?难道是这里面的叛逆精神?”  然后她给我放了一段布兰达的视频,我一见钟情。”放映的是个令人心碎的画面:布兰达辅导的一班十几岁的脆弱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谈起被性攻击和强暴的经历。一个女孩说当时她9岁,无法保护她4岁的妹妹。“我为她们的荣耀而哭。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绝对让她们非常激动。我想,我们从很多电视节目中得到的是消极的一面。。。他们拿走了人们的。。。我们不知怎地剥夺了人们自身的故事。而我觉的恰恰相反。从未有人倾听那些女孩诉说,从未有人听到过她们的故事,或者没人相信她们,或者因为她们讲出来了而责备她们。在这里,终于有人[说]“我站在你这边。你可以讲出来。”

 

为了使这些年轻女性敞开心扉,她给她们播放了自己的另一部电影《律政姐妹》(Sisters in Law),讲的是喀麦隆的两个女人反抗男性虐待的故事。她给她们讲了自己20多岁在伦敦的国家电影电视学校念书时被团伙强暴的经历。“直到近几年我才可以在公众面前把这事说出来,” 隆吉诺托说。“我不管,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假如别人觉得这是在寻求关注、怪怪的或者不得体,我都不管。许多人在幼年时曾被虐待、被强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我们要的是讲出来的人,而不是不觉得难堪、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这正是媒体能做的。”

 

“我放下了摄像机,[对《追梦人》里的女人们]说,‘没事。你们得放手,学习让事情过去’。我们是幸存者。”

 

继早年的不幸之后,侵犯在继续。她被送到考文垂的一所上流寄宿学校;她的家庭冷冰冰的,家人假装他们是画家埃德温·蓝思尔(Edwin Landseer)的直系后裔(她父亲曾是意大利裔摄影师);还有一段时间她睡得很糟。她坚持做自己想做的纪录片,此间在上世纪80年代,过了7年赤贫的生活,但她的作品赋予了她看待自己生活的视角。“你不能看着《追梦人》还觉得自己的境遇很糟。我14岁的时候没有两个孩子。”

 

4频道的到来给她铺了一条通往电影制作的路,他们办了一个工作坊,主要讲授如何在社区里制作电影。这给她带来了重大突破:拍摄《伊朗式离婚》(Divorce Iranian Style)。她挣的钱从不够买房子,但她说自己买得起“店里最好的自行车”,以此说明自己生活富裕,还说“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

 

然而,完成电影制作还是需要钱的。她过去每年制作一部电影,但最近有所下滑,现在集资需要更长时间。她利用BBC就下一个《皇家宪章》向她咨询时呼吁,BBC应多出力,协助纪录片制作。

 

“电视上应有纪录片版块,这些纪录片应得到全额资助。”她说。“我说过,给《故事城市》合理的资助。他们弄到超赞的电影,但他们应该具备发起电影制作的能力。做个预算。而且BBC不应和ITV对着干,应多为公众服务,决不要和《X因素》作对。”

 

然而,对于流行电视她并不觉得高人一等。“很多纪录片制作人告诉我,他们连电视机都没有,他们鄙夷电视,只看电影。电视是我的生活乐趣。我看电视上瘾,因为这些电视节目,我无法想象如果不在英格兰生活会怎样。真的。”

 

“有些节目很棒,《裸体合唱团》(The Naked Choire),《谷歌盒》(Googlebox),《X因素》(X Factor),这些节目真的给生活添彩,优秀的电视节目滋养了我们的文化,让社会更有冒险精神。”她夸赞格拉罕姆·诺顿(Graham Norton)、格雷森·佩瑞(Grayson Perry)和艾迪·伊萨德(Eddie Izzard)把英国变成“住起来更有意思的地方”。现在她在国家电影电视学校教书,“鼓励学生们找到自己想要的制作方式,比如少拍一些。这些是非常基本的东西,比如怎样制作一个场景,这不是艺术。”

 

隆吉诺托说,得到格里尔森奖真是“太棒了”,而她的重中之重是推广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不是给我的奖,而是给电影里所有人的,这些电影值得一看。这就意味着更多人会看这些电影。”同时,她在等待BBC的消息──是否会资助她的下部电影,电影将在纽约拍摄。当被问到是否会成功时,她自卑的一面又浮现了:“谁知道呢。他们可能会轻易拒绝。我八成是搞砸了。”   By 麦琪·布朗  翻译:素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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