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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托和他的姐姐们将纪录片与故事片无缝融合

亚历山大·纳诺将摄像机放入应对贫穷与苦闷的孩童生活中,探究罗马尼亚贫民窟中的生活。

托托和两个姐姐在罗马尼亚的一个贫民窟中生活,他们的母亲在监狱中服刑,家附近常常围绕着吸毒者。我和亚历山大·纳诺一起坐下探讨他拍摄完美纪录片戏剧的方法,以及观察者对于被摄对象的影响。

 

NFS: 我对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中间地带非常感兴趣,当我看到这样一部影片我就想: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亚历山大·纳诺:最开始我在这个边缘区域寻找故事的时候,我是想完成一个完全从孩子视角出发的关于孩子的故事,将成年人排除在外。为了完成一个观众能够比较容易百分之百辨认主人公的故事讲述,我知道我不得不超越观察的限度、真正使一切都适应摄像机工作的方式,这样作为拍摄者的我对与观众而言才是看不见的。

 

当我在电影学校时,我对于《推销员》印象非常深刻。对我来说那是个起点——普通人比生活更耀眼。我想要更进一步,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到拍摄着挡在你和被摄对象之间。我非常幸运能找到这些人物,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强烈,有突出的个人特质。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以及周围的人能够理解我在做的事情,这对我而言也非常幸运。

 

NFS:作为导演,你是如何开启摄影机之后又在镜头前消失的?

 

亚历山大:在很多纪录片中,摄影机都在追逐动作,这就意味着你一直感觉到有人在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刻你就感觉到拍摄者的存在,也就在情感上往后退了一部。所以,我真的需要适应我和摄像机都与动作同步的方式,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有人比动作慢一步。为了达成这种亲密程度,我有一个非常小的团队。比如说,在贫民窟里,有时我独自在房间里,只有被摄对象身上的话筒和背包里的录音机。

当我走进房间的一刹那,一切都变了。就算没有摄像机我也在改变着一些什么。

 

NFS:你觉得你所谈论的东西,对于今天习惯于看电影的人来讲,是不是一种副产品?注意到拍摄者的存在在人们心中变得更加普遍?

 

亚历山大: 我没觉得为了显得更可信,我必须在电影中出现。我认为观众已经足够聪明,可以确切地知道有人在拍摄电影。拍摄者必须出现,因为这样影片才真实——这与“未察觉的观察者”存在与否并不冲突。我觉得没有“未察觉的观察者”。当我走进房间的一刹那,一切都变了。就算没有摄像机我也在改变着一些什么。甚至在物理学中我们知道,仅仅观察某种东西就在改变它的原子结构。

 

NFS: 作为一个拍摄者可以像你这样想,是多么吸引人的挑战啊。当你出现,就算只是一个人,也会改变你的被摄对象。

 

亚历山大: 这部影片交给另一位纪录片电影人来做,也许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呈现,因为每个人的影片都是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些人生活中的出现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这是完全个人化的故事讲述。艾尔伯特·梅斯勒斯讲得很好,他说:“没有未察觉的观察者,这总是关乎我与拍摄对象的关系。”

每一天你一走出车门,就拍下你认为应该拍摄的东西。

 

NFS: 你如何接近你的拍摄对象呢?

 

历山大:我觉得解释这个很简单,我想要做的只是观察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一样生活,做平常做的事情,忘记我的存在。这还是比较好地达到了效果。比如说,当房子中的所有人都在注射毒品,可以说,我用了一整天在拍摄过程中和他们交谈,以及建立良好关系。随后他们就开始信任我,直到我不会伤害他们或者把脚本交给警察还是什么人,他们非常放松,想要支持影片,所以他们就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NFS: 你准备开始的过程有多长?有没有一些部分,你也操控,或改变,或设置?

 

亚历山大:寻找主人人物我们大概用了三个月,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拍摄了十四到十五个月以上。剪辑用时非常长,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使影片达到百分之百真实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节奏,成为一个观众可以迅速融入的世界。

 

当我开始拍摄这部影片,实际上,我希望的是那位母亲可以被释放,这样这就能成为一部关于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狱中五年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电影。但是他们并没有释放母亲,所以故事完全变了。在拍摄过程中——尽管你一直想要预测一些事情的走向——最终我也也没有机会去重新再拍任何场景,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我告诉自己,“好吧,每一天你下车,就拍下你认为应该拍摄的东西。”

 

所以唯一被安排的就是像我问他们:“你有时候会去看望妈妈吗?”他们说:“不知道,一年以前吧。”然后我就说:“也许你应该再去看看她。”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他性格中不同的侧面,你就不能指望演员在角色中是完美的。在纪录片中也是如此。

 

NFS:你选择把摄像机给主人公使得你对他们的接近更进一步。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亚历山大: 我看过一些给主人公摄像机的纪录片。但是其中我发现了一些不足。总是主人公把玩着摄像机,那不过是个玩具而已。所以为了得到一些真正有力且尖锐的东西,我决定举办一个工作坊。这样,我办了一个三个月的电影工作坊。我开始和他们讲故事,给他们放电影。之后开始让他们写故事——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但是他们可以画画。之后我们看一些短片,比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然后进行分析。我只是想让他们对于故事、对于电影能达到的效果有所认识。

 

接下来我们开始剪辑拍摄的素材,我会展示给他们看。我把摄像机发给他们,教给他们怎么使用,真正地对准拍摄而非四处乱晃或翻来覆去。我无法影响也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安德列娅的惊人天赋。她用摄像机拍摄出来的东西令人惊讶。

 

NFS: 能够感觉到你在给予一些什么给拍摄对象,是一种美好的影响和关系。你给了他们展示自己的理由。

 

亚历山大: 就像和演员工作,你一定要投入,将自己放入关系当中,去得到最好的表演。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他性格中不同的侧面,你就不能指望演员在角色中是完美的。在纪录片中也是如此。因为我经常在剧院中工作,我想这是我从中学到的,而不是在电影学校里。因为在那儿你有时间去观察人,去看他们如何度过,如何工作,在剧院中,当你坐在那儿看排练,你就开始有一种感觉,直到人们下一秒钟会怎样做。对于我的拍摄工作而言这很重要,比如说,因为我可以在事情发生前一秒预测到,我就不必匆忙,在动作后面追赶。

谢谢你, 亚历山大!  

By 米卡·凡·霍夫   翻译:王岳  马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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