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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托托和他的姐姐们》

影评:《托托和他的姐姐们》

 

亚历山大·纳诺的浸入式不干预拍摄对象的纪录片作为一部强有力的镜像,讲述了布加勒斯特贫民区的几位难以逃脱毒品、贫穷和恶魔般母亲的掌控的姐弟的故事。

历时15个月,亚历山大·纳诺(Alexander Nanau)的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迷人但又令人不安的视角,呈现出了布加勒斯特贫民区三个孩子的生活。这部影片大部分是以孩子的视角拍摄,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导演痕迹。影片专注于这一对姐弟,他们或许有一丝希望摆脱毒品、贫穷和恶魔般母亲的掌控。正是这一丝稍纵即逝的希望,使得《托托》这部影片成为这样一种令人深感痛心的经历 ,这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纪录片伦理的探讨:介入干预是否可能?影片在苏黎世和华沙分别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该影片将会在电影节引起轰动,但与此同时也会引发意义深远、富有价值的讨论。

 

在辛米妮卡·佩特雷失败的假释听证会上,她声称在服刑期间,三个孩子都被她的兄弟照顾。在看到她的孩子的住所后,观众已经知道“照顾”的说法有点言过其辞了。17岁的安娜、15岁的安德列娅以及10岁的托托奈勒(也就是“托托”),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有裂缝的公用窝棚中漂泊生活,周围满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在注射毒品的亲戚和其他人。辛米妮卡已在狱中四年,并且还有三年要度过,也就是说,考虑到孩子们的状况,他们活到现在实属奇迹。

 

大姐安娜恐怕已然不可救药。她早已与周围的人一起吸毒,对自己的兄妹没有责任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期许。在纳诺拍摄期间,她因毒品交易被捕;出狱后她向妹妹承诺将改过自新,但没过多久便再度注射毒品。

 

起初,托托是个小混混,顽固任性,对周围的污秽肮脏已经司空见惯。他从未去过学校,但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参加了教育俱乐部,学习了阅读和写作并在一名有活力的教练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街舞。教练的坚定鼓励为帮他走出贫民区提供了可能。托托的热情和决心为影片注入了一剂不可或缺的乐观。

 

接下来是安德烈娅。这部纪录片很容易被叫做《安德烈娅和她的姐弟》,因为她的故事最让人心痛。起初,她尽可能地在朋友家过夜,因为这是她仅有的逃避方式。但随着安娜渐行渐远,安德列娅意识到,她唯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和托托相依为命。她在教育社区的时间不如弟弟那么顺利——她不太容易集中注意力,并且因为要照顾他们两个人而不堪重负——但她努力掌控一切。

 

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一名社区工作者催促她和托托去一家孤儿院。虽然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安娜,抛弃她唯一熟知的生活,但安德烈娅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机会。利用别人赠与她的一部相机,她制作了一部视频日记,纳诺把这部分插入到自己的影片中,从而帮助观众更加充分融入她的角色。在影片最后,思米妮卡提前一年出狱。安德烈娅想和托托待在孤儿院,但他们的母亲不同意。就在那一刻,观众心里渐渐生出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纳诺坚信,他使观众完全投入到这些孩子身上,并且在某个时间点,已经很难去问是否干预比摄像机更被需要。在之前的纪录片《艾恩·B眼中的世界》中,导演曾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他安排拍摄对象去租一间公寓,最后实验失败。这让他学到了教训。但是,有着被告知(如果被扭曲)的自由意志的成年人,和一个具备应对被赋予的角色的孩子之间,是否有区别?责任的极限是什么?谁来负责?可以争论说,一些非虚构影片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但这样的反应真的会在当代罗马尼亚发生吗?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不仅答案,就连《托托和他的姐姐们》的部分重要性也一定存在于由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当中。

 

仅就电影拍摄而言,这部影片形式上的不妥协令人印象深刻,并且是“未察觉的观察者”拍摄的优秀实例(很大程度上因为纳诺担任了摄影指导)。辛米妮卡在镜头前似乎在表演,但孩子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伪装,尤其是安德列娅,她时常给人感觉在致命浪潮上游泳,少有观众不被感动。

By杰伊·维斯伯格  翻译:王岳 马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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