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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的春天-2012HOTDOCS自由行
多伦多的春天
                 --- 2012HOTDOCS自由行
 
HOTDOCS论坛市场部负责人STEPHANIE 2月份的一个邮件,促成“2012HOTDOCS”中国代表团的成行。2月底回到北京转发了她的邮件,开始报名的有20多人,后来因为签证的问题有近一半的人没能成行。加国签证比预想的要麻烦很多,好几个人都是签了第二遍才获准通过,其中一位签了3次才拿到盖了枫叶章的护照。过程中大家的执着和认真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前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在签证上,到临行前一周得到最后一个人拿到签证的消息时,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4月29日傍晚在首都机场出发时,一共10人,来自电视台、独立制片人、影视投资者和媒体同业,除两位电视台朋友外,其他都是自掏腰包亲赴多伦多取经的。
 
   5月的多伦多正逢春天,“2012HOTDOCS”的主会场仍然还是在多伦多大学的一座小楼里。和国外许多我们见过的大学校园一样,春天里的多伦多大学如花园一般,樱花盛放绿树环绕,宁静的美丽中能闻到国内少有的淡淡的书卷气。
 
看片
 
因为到的晚,我们错过了26号晚上的开幕影片,AIWEIWEI:NEVER SORRY。因为是中国题材,之前也有耳闻,所以跟“2012HOTDOCS”的人胡搅蛮缠了一天,终于在第二天拿到导演辗转给过来的一个在vimeo上的链接和账号。密码有效期很短,大家在观片室迅速看完。
 
   片子剪辑非常好,故事线很清晰。开头很抓人,片中主人公的采访旁白,谈他养的40只猫中的一只会开门的猫,画面是那只神一样的猫,跳上把手,用身体的重量把门柄压下,然后把一扇重重的门旋开,溜出去。镜头较低,门在画面里几乎占了全部空间,小小的猫和打开门后泄进来的光变成画面的重点。一个有趣的情节,辅以对路的电影语言,制造出一种意味深长的韵味,迅速在几秒钟内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加上后面清晰的故事结构,观众很难不被带进去。
5月4号晚上在加拿大制片公司EyeSteelFilm的PARTY上碰到南非代表团的制片人Azfar,我们讨论起这部影片。Azfar说他很喜欢这个开头,实在是太有趣了,看的时候心里还希望看到更多猫开门的镜头。
 
    一个好的影片开头,几乎让你的电影成功一半。
 
《她面前的世界》The World before Her,加拿大,Nisha Pahuja  90分钟,2012
The World before Her获本届HOTDOCS最佳加拿大纪录长片奖。
 
20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印度小姐选美比赛参加者在孟买参加为期1个月的赛前集训,获得桂冠者意味着会在演艺圈迅速蹿红、快钱滚滚而来以及在父权社会背景下获取更多自由空间。而在印度的另外一个角落,由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团体经营的女子分校的营地里,另外一群女孩则在接受格斗训练和学习如何做一个顺服的印度教女人。当巨大的改变席卷印度时,对于女性和她们行为规范的操控,正在成为西方现代性和古老父权传统的急剧冲突的“震源”。
令人惊奇的是,导演妮莎(Nisha Pahuja)居然获得许可,能够进入这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和阵营的女性群体和家庭中拍摄——这也是原教旨主义营地第一次允许摄像机进入!妮莎精心捕捉当今印度的这些年轻女性在现代和传统价值观之间面临的选择和冲突,制作了这部精彩的纪录片。
这部影片的故事脉络很清晰,两个站在各自极端的阵营,成为两条平行的叙事线,剪辑也非常好,因为跟拍时间很长,ONGOING的小故事极其丰富,串在一起很能抓观众。
片中主角之一,一个原教旨主义阵营里的女孩发自肺腑地说,她不赞同基督教和佛教,只有她们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她要为她们唯一正确的教义以及她的国家而战。当那些只有十二三岁,经历一段时间营地生活的孩子,荷枪在街道上游行,面对镜头前说出同样义正言辞的话语时,那一脸的真诚和无辜的表情,看得我异常心惊——多么熟悉的脸。这些不正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吗? 那是什么?印度红卫兵啊。后来我在想,其实纳粹两字并不是贴在脸上的,而是在被洗过的大脑沟回里。民族社会主义者(Nationalsozialist)的表情从来就是无辜和真诚的,无分古今中外。
导演妮莎形容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就像推着一块巨石上山”。影片2009年开始拍摄,一直到2011年才完成前期拍摄,拍摄3年多,后期剪辑花了8个月,整部影片耗时4年。
    妮莎开始接触选美女孩时相当简单——通过印度一位影评家介绍,认识选美大赛的组织负责人。在几个月的接触和周旋后,导演基本上可以长驱直入。但实际拍摄那些选美训练中的女孩的日子,就像是一个噩梦——日程安排完全没谱,实际的拍摄与导演的最初设想南辕北辙。妮莎本想贴身跟踪一两个女孩,透过她们的眼睛来探究选美比赛,并观察她们经历的一个真正的转变过程。但到最后,妮莎不得不放弃最初的设想,只能跟拍她们能拍到的东西。
在谈到拍摄纪录片过程中的启示和心得时,妮莎说——
“对于影片和导演本身而言,不要承担太多,要了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需要你做什么。能量和激情实际上都是有限度的。而且,一直,一直要听从你的直觉,它们绝不会把你引向错误的道路。”
妮莎出生在马德里,很小的时候就搬到加拿大。她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期待未来成为一名作家。谈到如何做纪录片,妮莎是这样描述的——
“纪录片对我而言,完全是意外,但一旦做了,就被勾住了。我最初开始是作为一个调研者, 12年前,我开始导自己的电影。我通常都是从那种比较简单的故事开始,但到后来突然这些都变得更具野心,但我仍然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把我拽到如此巨大的一块画布面前。我想,也许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真正简单的,所有的电影都会带着导演去经历一段旅程,并要求导演去作某种探索。”
The World before Her的找钱过程也相当艰辛。在国际上,纪录片,尤其是长纪录片找钱变得越来越难了,The World before Her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找钱上。对于加拿大籍导演妮莎而言,通常的过程是先找到一个重要的加拿大电视台,然后绑在一起去国际上找钱。加拿大的纪录片行业近几年损伤很大,大部分电视台都很难有能力参与进来。The World before Her虽然被划入加拿大纪录片单元,最后在字幕上看到的是加/美/德/英联合出品。从片尾长长的字幕名单中,可以看到导演和制片人经历的种种不易。
 
《和平后的一天》One Day after Peace,以色列,86分钟,2012
在一次巴勒斯坦狙击手的乱枪扫射中,以色列妇女罗比·达姆林失去了她的小儿子大卫——当时的大卫是特拉维夫大学正在攻读教育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作为预备役士兵被征召入伍,管理西岸的一个检查站。最初,罗比试图联系杀死儿子的凶手——那个巴勒斯坦狙击手当时正在以色列的监狱里服刑。她曾想和狙击手及狙击手的父母对话,但被这个巴勒斯坦狙击手拒绝了。杀死大卫的巴勒斯坦狙击手还解释说,罗比的儿子只是那个拒绝人民和主权的占领军的一个螺丝钉。
所有这些坚硬的反馈,并没有吓倒罗比——罗比决定回到她的出生地南非去,看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后,这个国家如何着手开展与探索宽恕和解的。
在南非最终放弃种族隔离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缩写TRC)开始运作。15年后,罗比见到冲突双方中的作恶者,并试图去理解把他们带到受害者面前并公开宣告他们的罪行的动机。那个预期中的被宽恕是否变成了一个诱因(这个宽恕由TRC给予每个告知真相的人)?带着真实的忏悔,供认他们引发的痛苦从而达成真正和解并导向每一个人更好的未来,真的会最终实现吗?
在南非,罗比遇见了一位妈妈——她在20年前失去了女儿林蒂。这位妈妈并没有一直怀揣这个像化脓的伤口一样的丧失,而是选择在一系列让前自由战士获益的活动里和那个需要对她女儿死亡承担责任的家伙合作。罗比很好奇这样是否能通向真的宽恕。作恶者和受害者直接的合作和对话真能改变双方对于过去的认知,鼓励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开放的伤口?20年后,真的会有影响吗?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罗比回到以色列,见到杀死她儿子的凶手的律师时,律师告诉他,服刑中的狙击手答应可以考虑见她一下,但是这家伙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说他杀死大卫并不是因为这人是大卫,只是因为大卫是占领军的象征而已。罗比回到家里,在镜头前袒露内心的复杂。罗比说,是我在申请给他大赦,给他谅解,但他居然说:ok,我可以考虑见你一下。似乎答应跟罗比见个面,是给罗比的一个“恩惠”。而且这家伙完全不认错——罗比还要继续宽恕他吗?罗比说——
“我的大脑可以宽恕他,但我心里似乎并不真的全部同意。”
影片中,林蒂的妈妈在法庭上对杀死女儿的凶手说——
“我的心被你对我女儿的所为捅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它会成为永生的疼痛……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我还是选择宽恕你。因为上帝,还有我已在天国的女儿,并不希望看到我的余生被仇恨捆绑……”
虽然这段影像用的是20年前的素材,但在这位母亲一字一顿缓慢而清晰地说出这些话语时,我仍能清楚看到林蒂妈妈脸上肌肉的微弱的抽搐——那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在极度疼痛中仍坚持努力向上的仰望——那是在黑暗和哭泣中,自己给自己的微笑。
后来,林蒂的妈妈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为这样的丧亲家庭服务,基金会以女儿林蒂的名字命名。
现实生活中,道理和情理有时候并不总在同一条路上。这样的时刻,对罗比是一个巨大的试探——对林蒂妈妈,也同样是。只是她们作出和我们经验里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她们用她们的信仰力量,竭尽全力踮脚向上,在人的范畴里极大地彰显出某种神圣的东西。
这部纪录片,有很多这样动人的时刻。在看片室里,这是一部我几乎一直流泪看完的影片。
观看这部影片,就像是穿越南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令人心碎而动人的一段旅程。在这三块被烧焦和烤化的土地上,见证了好几代人的生离死别……只是现在,南非已趋向余烬;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至今还在战火燃烧中。
当我们跟随罗比踏上她的旅程,会禁不住产生疑惑:和解是否真的被达成过?那个窃取妇人小孩性命的人,是否真的被宽恕了?真诚忏悔的路径,是否是对责任的认同和接受的唯一道路?作恶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话,是否是终结血腥仇恨的关键?
这是一段引人深思的旅程,透过南非的过去和现在,透过丧亲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父母的心路历程,呈现给罗比和更多如你我一样的观众的启示是——
一个人,即使来自痛苦之地,也能瞥见希望的微光。
 
《看不见的战争》The Invisible War,美国   导演:Kirby Dick  99分钟 2012
 
这是一部美国纪录片,讲述在美国军队中被遮盖的遭遇性侵的女性的故事。它也是获奖导演Kirby Dick最新的一部开创性的调查类纪录片,披露美国保守最严实的也是最无耻的机密之一:美国军队内部的性侵泛滥——今天,一个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女兵最大的危险是:被她的战友性侵强奸而不是被敌人的炮火击中。
最近10年,这样的性侵个案已达成百上千例。 
The Invisible War通过聚焦几位年轻女性极具情绪冲击力的故事,揭示了被体制性掩盖的犯罪事实及对这些受害者的冲击,并跟踪拍摄这些遭遇性侵女性对重建新生活面临的挣扎,以及她们为正义而战的过程。本片通过对军队高管和国会议员的有力采访,对军队性侵的存在和其遮盖的历史现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为迫在眉睫的亟须改变的状况,每个人需要做些什么……
我在看这部影片时,感伤和痛快并行——一方面为那些被性侵的女性的遭遇扼腕,同时又为那些直抵事件本质的采访而大呼过瘾。被遮蔽的历史其实不仅仅是在美国,在我们身边可能更多。但与国内先前出现的一些文字故事不一样的是,The Invisible War中的几位女性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走在艰难的康复和重建之路上。她们似乎更多是看着前方疗愈过去,我们这边似乎更多的是躺在地上抱怨不再回来的过去,没有未来,所以也看不到疗愈。。
看片室里关于中国内容的影片也不少,也有参与竞赛的,但基本上纷纷落马。包括在HOT DOCS期间宣传做得异常饱满的CHINA HEAVYWEIGHT,几乎没能进入任何一天的观众票选TOP 20。
看来概念和好故事只是好片子的要素之一。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也在你的片子和人物中,那些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感动不在场的话,你很难用一个不能感动你自己的作品去感动他人。
 
PITCH FORUM 预售论坛
参加2012HOTDOCS FORUM最终被选中做预售的提案25个,题材非常广泛。譬如---
 
《沙子的战争》(SAND WARS, La Compagnie des Taxi Brousse/Rappi Production/InformAction (France, Canada)
社会类纪录片。通过记录人类对沙子的过度开采,探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 
 
《112个婚礼》 (112 WEDDINGS, 112 Weddings, LLC (USA)
社会类纪录片。讲述婚姻家庭中人和人的关系。影片拍摄的是当年的婚礼新人今天的两性关系状况。导演本身是婚礼摄影师,拍过数量不菲的婚礼镜头。主业拍纪录片的钱主要来自他副业拍婚礼的收入。
 
《大象战士》( ELEPHANT SOLDIERS, Bars Media (Armenia)
环境/人物类纪录片。讲述一个英国人在非洲用GPS追踪定位和研究象牙的最终去向的故事,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
 
《印度太空飞行员》INDIAN SPACEMEN, Sequoia Films (UK))
人物类(特定行业人物)纪录片。落后是观众对印度一贯的印象。影片讲述的印度太空研究人员的故事,让观影者耳目一新。 
 
《笑话的背后:幽默如何创造了犹太人》INSIDE JOKE: HOW HUMOUR INVENTED THE JEWS, Cave 7 Productions/Ventana Film-Und Fernsehproduktionsgesellschaft MBH (Canada, Germany))
    这个提案是由德国电视二台(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缩写ZDF)的前节目购买编辑HANS牵头做制片人来做现场预售的。
 
《利昂明星》(LEONE STARS, Mattru Media (Canada)
人物类(人如何面对和超越自身困境)纪录片。讲述塞拉利昂一支独脚残疾人组建足球队的故事。
 
《阴影女孩》(SHADOW GIRL, Storyline Entertainment Inc./Maremoto Productions (Chile, Canada))
人物类(人如何面对和超越自身困境)纪录片。讲述智利裔加拿大电影人拉瑞茵渐入失明状态的故事。
 
《垃圾场:玉拉的旅程》(SVALKA: YULA’S JOURNEY, Hanna Polak Films/Goats Hill (USA)
人物类(社会底层人物)纪录片。讲述生活在莫斯科郊外垃圾场的一群孩子的故事。
 
《陷入网瘾》(CAUGHT IN THE NET, Know Productions (USA, Israel)
社会类纪录片。讲述中国某地网瘾学校的生活,但人物和故事都不是很清晰。
 
《神圣隔离区》(HOLY GHETTO, OneWorld Group (USA)
社会类(底层人物故事)纪录片。讲述从俄罗斯被拐卖到以色列的性奴的生存状况。
 
《赞塔》(ZANTA, Tripod Media LLC (USA)
人物类(社会底层人物)纪录片。讲述北京街头的西藏女人艰难生活的故事。
 
《维达尔对巴克利》(VIDAL V. BUCKLEY, Tremolo Productions/Media Ranch Productions (USA))
社会类/人物类纪录片。讲述开启美国电视竞选辩论直播先河的两位媒体人的故事。
 
《愉悦的香味》THE PLEASURES OF THE SCENTS, Lowik Média Inc. (Canada)
关于世界上的各种味道。预售现场的导演特地澄清说不是饮食类节目,但是很难想象他能把这样一个题目做成一个社会类的内容。
…………
和以往一样,在15分钟PITCH(Trailer+导演现场阐述)后,现场买家纷纷主动或被动给出意见或意向。BBC的NICK FRASER意见最尖锐,最后结束时被评为最佳节目购买编辑。他对《利昂明星》(LEONE STARS的评述让我印象深刻。
LEONE STARS开始放TRAILER时,大家以为讲的是一个励志故事,只有单腿的塞拉利昂残疾人组织起一支足球队,在当地小有影响,同时也获得不少国际友人的捐助。当捐助的钱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内部就开始起纷争了。导演把这个纷争也放在故事里,构成一个重要的故事章节。
NICK FRASER的发言是这样说的——
“西方对非洲的印象本来就比较负面,如果你的纪录片再呈现这些非洲人内部勾心斗角的负面纷争,我想我兴趣不大,观众兴趣也不会很大。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非洲负面的消息,我们希望知道更多不一样的关于非洲的光明一面(BRIGHT SIDE)的东西。”
把非洲换成中国,似乎也能同理?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词“反华势力”,就变得十分滑稽。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靠着贩卖黑暗和垃圾,在人间世界大行其道的,即便这个世界此刻本身既不不光明也不干净,但是人类的人性部分始终是一致的。无论光阴如何更改,技术如何落后或进步,人终究还是向往美好和光明。
预售环节(PITCH)最后获奖的赢家是Shadow Girl,讲的是智利裔加拿大电影人拉瑞茵渐入失明状态后,如何继续她的生活以及电影事业的故事。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选题。拉瑞茵带着观众,打开她因为失明而进入黑暗世界的旅程。拍摄从导演角度展开,观众跟随她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地,在那里她竭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以艺术家身份继续发声,同时探寻一种新的方式来看世界。观众也会见证她在酒精饮料中的挣扎和会见她的救主。Shadow Girl是一个深刻而细致的,关于跨越丧失并从灰尘中举起欢乐的故事。
Shadow Girl最后获得2012HOTDOCS Forum肖氏基金4万加元的资助。这个奖项只针对在论坛做预售的加拿大项目,获奖者通过现场出席的节目购买编辑投票选出。
2012HOTDOCS Forum圆桌上出现的加拿大买家很是寥寥,而且发言比较多的还是BBC,ITVS、PBS(美国公共电视网)和NHK。在这样“多国联合部队”一边倒的场合,不知道加政府会不会内心涌起“反加势力”的联想和怀疑?而且加国人民第二天还为抗议加政府砍掉文化预算专门上街游行。想到这,我不禁为加国人民捏把汗。
 
游行
加拿大纪录片人游行的消息,是透过邮件和HOT DOCS在线交流平台(HOT DOCS ONLINE COMMUNITY)的通知得悉的。长这么大,从没经历过这样的游行活动,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即便只是在旁看着他人用我们长期陌生而“恐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心里也不禁生出几分莫名的雀跃。
游行的地点,定在距多伦多市中心的皇后公园(Queen Park)不远的一个十字街头。没有组织者,没有大喇叭,游行者脸上也看不到苦大仇深。总共几十人吧,每个人掏出自己手写的各色纸牌,举过头顶,从街这头走到那头,有时候会扭扭身姿,即便高呼几声,也像带着音乐的口号,大家用很享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远远不如北京宽阔的街道上,车辆行驶也正常。这样的聚会好像很难影响到交通,四周也看不见武装警察,便衣或城管什么的。路过的司机有的还用有节奏的鸣笛以呼应游行的人群,总之气氛很欢乐。
游行者手举的牌子上写着各自的诉求——“我爱纪录片”/ “一架F35飞机可以抵上百万加拿大纪录片”;还有好几位把梵高的那副割掉耳朵的自画像调包成加国总理的脸……游行者所有的言辞里,很难读到悲愤两字。
 
极权一方没有幽默感,被权力控制的人也没有幽默感,这可能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大家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系统里互相僵硬着折磨对方,直至全体变成僵尸为止。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同样的苦情嘴脸。我一直觉得在GCD和反GCD之间还有更大的空间,那就是大量的个人(个体)生活。我想,如此轻松欢乐的游行场面,跟长期松弛有度的个人空间习惯相息息相关。
游行远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这短暂而欢乐的半小时,更改了以前在我脑中关于游行的定义——原来游行在这里,并不一定要跟敏感或敏感词联系在一起,游行也不一定是毁坏什么,它仅仅只是欢快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观点的一种方式而已。
 
因为现场的欢乐气氛,完全打破我以前对于游行严肃和沉闷的想象。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类乎轻娱乐的游行究竟有啥用处?最后能抵达何处?游完之后能咋办?
“体验游行”回来的路上,我把我的疑问丢给一位加拿大制片人。她告诉我,透过游行可以引起媒体注意,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改变。
从和他们的交谈以及在现场拿到的一张小纸片,我大概得知这次游行的背景——金融危机后加拿大政府的文化预算在过去两年有大幅缩减。
TELFILM ROGERS THEATRICAL纪录片项目预算缩减了50%;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缩写CBC)和加拿大国家电影局(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 ,缩写NFB)的预算缩减了10%;CBC纪录片部门有18个工作岗位消失;多伦多和蒙 特利尔的NFB剧院关门。
 
自2008年以来,加拿大的独立纪录片制作减少了30% 。 CBC、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TV)和加拿大环球电视台(GLOBAL TV)全面缩减黄金时段的纪录片栏目——在过去的两年里,加拿大纪录片领域里有1500个全职工作岗位消失。
在加拿大国内,文化预算的缩减,意味着更少的纪录片,更多的纪录片业内人士失业和加拿大人在国际上渐弱的声音。这些纪录片人大声呼吁要保护他们引以自豪的加拿大人的传统。
 
在那张小小的纸片上,他们这样写着——
爱纪录片吗?大声讲出来!---
1. 告诉JAMES MOORE总理你对预算缩减的看法(on twitter:@jamesmoore_org);
2. 联系CBC,CTV,GLOBAL TV要求他们保留黄金时段的纪录片栏目;
3. 在FACEBOOK上上传一段视频,告诉大家你为什么喜欢纪录片。
这些都是不错的主意。对照他们,回望我们,虽然他们预算被缩减,参与游行者零星不足百,但我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羡慕他们——在我们这里,FACEBOOK我们上不了;电视台播啥我们说了不算;纪录片方面的文化预算,我们压根就没有过。
在一个单向通道的环境待久了,即使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已经侵入骨髓,但作为人类的心,对于自由的向往,永远不会泯灭。
 
中国代表团
 
“2012HOTDOCS”的专业会议有一个联合制作的环节,“2012HTODOCS”的各国代表团有若干来自德国、英国、以色列、北欧、南非和中国的纪录片制作人。每个代表团分配半小时时间,专门讨论联合制作的议题。
南非代表团一共来了19人。制片人Azfar告诉我,他们全部费用是他们国家的文化部支付,国家出钱请他们出来学习和取经。真是羡慕啊,可惜不能马上变成南非人。
中国代表团10个人中,8个人英文不灵,在当地找翻译颇费了些周折。5月2~3日的论坛,2012HOTDOCS专门安排了2个翻译,那两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翻译身边挤。每个人都拿着笔或电脑在做记录。这场景跟我之前经历的任何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国际纪录片节都不一样!我心里暗暗地为他们自豪——总算来了真开会的人。
“2012HOTDOCS”的最后一天,看片室里几乎一半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边看边做各种笔记。离开时在ROGER CENTRE门口碰到一位加拿大制片人,非常感慨地告诉我:“这回你们中国人还真是来看片了,我还以为跟以前来的中国人一样,到HOTDOCS打个照面晃一眼就看不见了,不是来参会的是来旅游的。这次你们的人,还居然从头看到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来参加HOTDOCS的中国人进到看片室看片!”
我心里暗乐,她可能不知道,在看片室看片的这些中国人基本上英文都不好,但是他们还在那里坚持看到最后。
 
除了看片,在“2012HOTDOCS”论坛期间,我也尽可能逮住一些人,安排他们与中国代表团的人见面。像加拿大有30多年历史的纪录片发行商FILMTRANSIT的JAN,还有来自BRIDOC基金会的Sandra。
和JAN见面的时间很短,午餐后15分钟。JAN收养的2个女儿都是中国孤儿,他自己20年前也到过一次中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对中国代表团的人非常友善,很用心地和大家分享他在纪录片行业多年的心得和一些常识。
 
他特别提到,每个做纪录片的人在拍片前要自问3 个”WHY”::
1. WHY DO? --- 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录片?
2. WHY ME? --- 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个纪录片?
3. WHY NOW? --- 为什么是现在来做这个纪录片?
我站在JAN的身后,看到围在他四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基本上人手一只笔,都在低头刷刷地记录。
 
5月3号下午,PTICH FORUM结束后,和BRIDOC基金会负责人Sandra的见面也很有意思。
湖南台的纪录片导演余辉问——
“那我申请到你的钱后,你要导演的版权吗?”
Sandra回答——
“我们不要版权,版权归导演所有。”
“那你们要什么?”——余辉和代表团另一个成员周航几乎同时发问。
Sandra回答——
“我们什么都不要。”
“为什么?!”——对于只有国内投资和回报经验的人来讲,这就更奇怪了。
“我们是GRANTS啊。”——Sandra也觉得好奇怪,GRANTS不是投资,为什么需要回报?!
……
 
这样的对话可能现在看来有点可笑,甚至有点鸡同鸭讲,但毕竟,谈话已经开始。
可能前路还异常遥远,但是这样的时刻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的转折。虽然陌生,虽然遥远,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尽管微弱,尽管还在暗流之下,但终究是一种试图了解世界的探索和交流。
2012年多伦多的春天见证了这段10个中国人略显平静的纪录片之旅。■
 
 
郑琼@20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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