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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历战争恐惧的平凡人在历史中留下一页


《曾经的母亲》包含两部电影,第一部是我在1976年开始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就是现在这部。拍摄76年那部时,我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以16mm的黑白胶片拍摄,记录我母亲和她的家庭,但我一直没有编辑那些素材。胶片罐里的素材躺在我那火热的阁楼上三十年,我偶尔看见它们,想要再翻出来看看,却总是很为难。


到了2008年,我最终有了理由来整理这些素材,看着母亲痴呆症状加重,她不仅在忘记她的经历,也忘了她的家人,包括我。一下子,这些罐子里的内容变得非常重要。现在看起来,它们一直在等,等我准备好。


看到年轻的母亲,是多么神奇的体会,76年的时候她五十多岁,她那么真实、生动地在我眼前。习惯了她的茫然和迷糊,我早已忘了她曾经的模样,而这些胶片在诉说她的曾经。尽管经历了一些悲苦,她总能用有趣的方式看待世界。或许就是这种积极的品质帮助她熬过了早年的街道生活,也熬过了苏维埃的劳改集中营。


我想我应该完成这件作品。我再一次开始,尽我所能找到一切可找到的资源。她的记忆不再可靠。有时她神志清晰,有时她对过去一无所知。


我在和时间赛跑,我尽可能地记录,无论什么。也包括使用不专业的设备和人员,至少我要记录下她仅存的记忆和它们消逝的过程。


2007年我受邀去波兰费罗茨瓦夫电影节(Wroclaw Film Festival)展映我的故事片《银城》,那是为波兰裔澳大利亚女演员高夏.多布罗沃斯卡(Gosia Dobrowolska)做的一个回顾展。我顺道去了母亲早年所住的波兰东部的村庄,现在已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我去了Oleszow(现在叫作Oleshiv),它在斯坦尼斯拉沃沃镇(现在叫伊凡诺.弗兰科夫斯克)的东边。我的丈夫史蒂夫被我拖去作了摄像,拍摄我进入村子,见到当地人,并去找寻妈妈当年的老房子。


这次旅行对我影响非常深。在此之前,对于“我是谁”我毫无概念。我不理解亲属血缘的传承的概念。在澳大利亚我有继父,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再往前,追溯不到任何信息。没有姨妈,没有叔叔,没有侄儿侄女,没有祖父母。当母亲与我讲述她妈妈的时候,我不认为那是在讲我的祖母。“祖母”这个词我没有使用过,我总是以“你的母亲”代替。现在我站在村庄里,走在那些素未谋面的亲戚们曾经走过的泥泞路上,他们瞬间变得真实,我可以想像出他们的模样,他们不再是抽象的名词。我第一次感受到家族的历史。

我试图找到直系亲属,但未能如愿。只能找到一些旁支的联系来拼凑家族的过往。回到澳大利亚时,我已经明确我不论如何要拍这部影片。


我的制片人罗德.弗里德曼2010年加入,因为对于这样的家族史他有共鸣。罗德的祖父母是犹太人,他们在1900年左右从立陶宛移民去了南非。1997年,罗德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他93岁的立陶宛大叔,名为《查兹凯尔叔叔》。


《曾经的母亲》也与犹太人社团有关,因为被流放至古拉格的波兰人中,有20%是犹太人。与希特勒不同,斯大林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他是反波兰主义者。流放的目的是消除那些麻烦的群体,如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以及社团领袖。凡是符合身份的犹太人,都要被流放。


斯大林的策略是流放整个家族,在他看来,如果你是个麻烦分子,你的家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除了明确的流放对象,还有更大一部分人是偶然落入这张网的。如果苏维埃警察去抓捕在逃的家庭时,他们会顺便把隔壁邻居或街上路过的人一起捎上,比如我妈妈。成千上万人在西伯利亚的人至死也不明白他为何在那。


罗德和我开始在阿德莱德拍摄妈妈现在的状态。我们没有资金,好在有一大堆未编辑的素材。我们在舍曼当代艺术基金会的筹款人募到了一些钱,我们才得以对素材进行了初剪。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波兰西伯利亚基金会(Kresy Siberia Foundation)愿意赞助这个项目,作为他们的减免税捐款。KFS成立于2001年,使命是研究,记录,记念那些因流放西伯利亚而就此消亡的波兰家庭。罗德和我为KFS的虚拟博物馆采访拍摄了一些遗散在澳大利亚的波兰幸存者(http://kresy-siberia.org/muzeum)。


这些波兰人讲述的历史深深地震撼了我。每一个故事都与我母亲的故事相呼应,同时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悲剧性。


我非常幸运找到了一段母亲口述历史的记录,那是她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录的音,我把这一段录音用到了影片中。


2012年,罗德和我受邀去波兰的格丁尼亚电影节(Gdynia Film Festival)当评委,这是再获取一些素材的好机会。我们在华沙招募了一群年轻人,来拍摄一些场景重现的镜头,以此来改变纪录片常规的平铺直述手法。然后,我们再次去了母亲以前生活的村庄。邻村的一位姑娘Mariyka当了我们的翻译,有了她的帮助,我们在那儿停留了十天,拍摄更多的场景重现镜头,并找了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来扮演“年轻海伦”。当地的村民对我们非常热情。


2012年年末,我们最终获得了来自Screen Australia久负盛名的“签章纪录片”(Signature Docs)计划的资金,至此所有的资金缺口都填上了。回头看,这部纪录片等待了这么久才来到了一个对的时间。如果我在年轻时拍摄这个故事,我恐怕做不到立场公正。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想从共产主义国家获取一些历史信息是非常难的。直至这种体制倒台,他们的档案才对外公开。所以我动真格的时候,正好信息变得有处可寻。


我想把故事的焦点放在普通人的战争经历上。我研究了一些军事事件,但平民的经历还是最吸引我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二战期间军人的伤亡约一千四百万,而平民的伤亡达到了二千七百万。我母亲只是遭战争碾压的数百万人之一。


影片是关于难民以及他们的坚韧,抗压能力和生存的故事。母亲海伦和我随着二战后的一波巨大的难民潮到达澳大利亚。尽管有本能的惧怕和反对,当地人还是接纳了我们。很快,难民变成了生产力,一起推动了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文化多元的社会。不同于当时,现今的难民政策只会增加人们的恐惧,随之产生敌意,不再敞开心胸。通过今昔对比,影片展现了处理难民问题的其它途径,希望能促进对难民问题这个敏感话题的公开讨论。


最初我计划只拍摄母亲的生活,我并不出镜。但在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出现在其中。正如我在影片里所说,我“窃取”了母亲的生活作为我各种虚构影片的灵感。现在我在做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这次是我母亲的真实生活,我必须对自己坦诚。在这个层面上,《曾经的母亲》是关于母女,关于父母和孩子的故事。我希望这能激发人们对他们父母的好奇,并且纪录父母的故事,以免太晚。我很高兴能留下一些纪录给我的儿子,将来他和他的孩子能了解到他们先人的一些故事。


从深层次上看,我对父母和孩子之间天然的连接感到好奇。通过我自己的“宽恕之旅”,我希望大家能思考成为父母意味着什么?作为子女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学习我们的角色?如果父母没有一个父母模版(template)在心中,情况会怎样?我们在孩童时期形成的人格如何影响到我们作为父母时的行为模式?当角色掉转,孩子成为给予者的时候情况会怎样?


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让我母亲的生命变得更重要。我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记录她的生命,发掘她的真实故事。她是一位被甩入历史狂澜的普通人,是一场政治游戏里的抵押品。我希望《曾经的母亲》能为那些像我母亲一样经历过战争恐惧的平凡人在历史画卷中留下不可忘却的一页。

By苏菲.图克维克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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